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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后事之师》之伟人风骨篇

发布时间:2015年06月16日      信息来源:珠山区纪委监察局编印      作者: 佚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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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:以身作则 以己正人



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,熟悉中华民族的历史,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,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段革命家、战略家、理论家。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半个多世纪中,始终把廉政勤政、大公无私作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及伟大实践,并身体力行,率先垂范。

早在秋收起义后率余部上井冈山时,他就说过:“我参加革命一不图升官,二不图发财,只为中国的劳苦人民过上好日子”。后来生活非常艰苦,只发5分钱的伙食钱,包括油、盐、酱在内,再后来只好搞供给制,但毛泽东始终与战士同甘苦,黄克城将军回忆说:“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,这个‘大官’竟也和战士同甘苦,真是开天辟地”。长征途中,已确立在党中央领导地位的毛泽东和数万名将士一样,也艰苦到吃草根、啃树皮充腹的程度。进入草地,生活更艰苦,毛泽东不得己指示副官杀了几匹马给伤病员吃,而自己则坚持吃麦稞,不要一点马肉。

如果说战争年代条件不允许,那么新中国成立后,老人家仍然从不以领袖自居而贪图享受,就更难能可贵了,虽然他后来仅稿费就拥有百万,但生活却一直坚持低标准,严要求。他饮食很随便,一生从不追求什么山珍海味,尤其讨厌宴会,他的最高“奢侈”要求,就是在打了胜仗或几天几夜的操劳后吃碗红烧肉。平时只是几块烤芋头,或一缸子麦片粥,甚至一盘野菜都是一顿饭,一般正经请人吃饭才是四菜一汤,极为简单。平时吃饭就是掉在桌子上的一粒米饭,也要用筷子夹起甚至用手捡起放进嘴里。在三年困难时期,毛泽东日夜操劳,而充饥的只是一碗麦片粥和几块臭豆腐。就这样他身体力行,与全国人民同舟共济,最困难时期,他竟几个月不肯吃一口肉,几盘清菜便支撑一天的工作……

毛泽东的衣着、床铺更是简陋到极点。一双皮鞋穿了几十年,一件睡衣打了几十个补丁。1953年到1967年底10年间他竟不做一件新衣,被褥里外都是白布。什么鸭绒被、驼绒被,他都不喜欢,连枕头也是白布包起来的荞麦皮枕头,直到逝世,始终用这些东西,而这些令人难以置信,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

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:1965年5月22日,毛泽东来到了他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视察。在他视察的七天里,一直吃住在井冈山宾馆,每顿饭四菜一汤,四个小碟子盛菜,一个瓷碗盛汤。若有剩饭就交代服务员留给自己下顿吃,伙食标准严格控制在每天2.5元之内,决不许多开支一分钱。据当时宾馆会计雷良钊回忆,毛主席生活秘书找他结帐时,他很吃惊:“38年前,毛主席在我们井冈山喝南瓜汤,为穷人打天下。如今老人家故地重游,只不过按你们的要求,做了一点普通饭菜,才十几元钱……”。但迫于秘书的认真态度,他只得噙泪在发票上写下了“首长,伙食费,7天,每天2.5元,合计17.50元。”1993年,井冈山宾馆的同志们,怀着对毛主席的浓厚感情从一捆捆旧发票里终于找出了这张封存了28年之久,且已发黄,号码为“0006482”的发票第三联。

编后语: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不做不受纪律、制度约束的特殊党员干部,是毛主席始终遵循的准则。他身为领袖,却能终生一以贯之地清廉节俭,严于律己,闪耀着一位伟人的光辉。


周恩来:最得民心的共产党员



周恩来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,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。人民群众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敬仰和爱戴。张爱萍同志在谈到周恩来时,讲了一段很深刻的话,他说每当想起周恩来,就从心底产生一种意念:含辛茹苦,清贫安身的恩来原来是最富有的。细想一下,在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爱戴方面周恩来确实是很“富有”的。冰心老人称赞他是中国亘古以来赋予的“爱”最多而且接受的“爱”也最多的一位人物。马寅初通过与周恩来几十年的交往,得出一个结论:“周恩来是最得民心的共产党员。” 

周恩来是忠实、高效、廉洁的人民公仆,真正做到了立党为公,执政为民,勤政廉政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他是党内做工作最多的人,最忙的人。他为国家的富强,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,日夜操劳。邓小平讲,周总理“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,有时在16小时以上,一生如此”。华侨称他为不知疲倦的“钢人”,外国人称他为“全天候”总理。他被看作新中国朝气蓬勃、奋发向上的代表。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,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,办事严谨周密,一丝不苟。带出了好的队伍,形成了好的作风。 

周恩来平时外出,吃饭、洗衣、喝茶,都是自己付钱。乘车到医院看病、看望朋友,每次都要司机老杨记下公里数,自己交汽油费。他从不收礼,也不允许地方给中央送。1961年青海省委知道中央机关的生活很艰苦,就从青海湖打捞了2000多斤鳇鱼运到中央办公厅。周恩来知道后,要求退回去。但因为路途遥远,退回去,鱼会腐烂,他才同意作价,把款汇过去。为此事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专门发了通报,要各省、市以此为戒,不准再送东西给中央。凡是送给他个人的礼品,他一律退回,不能退的,就付款,然后交有关部门处理。他认为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、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很深、民主传统十分缺乏的国度里,干部往往被看得特殊一点。请客送礼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,更重要的是助长一种腐败的社会风气。 

周恩来是平等待人之典范。他平等地对待每个人。有一次,由于周恩来的汽车驰入中南海时车速较快,警卫战士小韩没有看清规定的汽车出入信号,就挥起指挥旗拦住了汽车。但当小韩看到周总理在车内向他微笑致意时,顿时不知所措,竟忘了向总理立正敬礼。周恩来看到了小韩紧张的神态,所以一下车就给警卫处领导打了电话,请他转达对小韩的歉意,并热情地赞扬小韩坚持原则的负责精神。 

他是遵守纪律的楷模,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,他仍然像普通党员一样,自觉地参加党组织生活,自觉接受和主动争取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的监督。按时交纳党费。周恩来有个特点,凡是要求党员、干部和公民做到的事,他首先做好;凡是要求他人不做的事,他带头不做。

他是开展批评的榜样。周恩来是人,不是神。他一生中有过失误,也犯过错误。但他襟怀坦白,严于律己,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从不隐瞒。他经常严肃地、公开地检查自己的错误,求得党和群众的监督,并用于教育干部、群众。周恩来对干部、对工作要求很严,他也批评人,但总是出以公心,同时坚持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的方针。他注意批评的方法和艺术,注意保护同志的积极性。因此,对于他的批评,人们心悦诚服,受益匪浅,甚至想多听听他的批评。

编后语:周总理身上集中了体现了我们的党魂、国魂、民族魂,每一个党员,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,要像周总理那样,真正做到立党为公,执政为民,勤政廉政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


朱德:不拿群众一针一线



朱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几十年,新中国成立时,他已是63岁的老人了。然而,他没有丝毫倦怠,保持和发扬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革命精神和作风,谦虚谨慎,实事求是,平易近人,联系群众,克勤克俭,一身清廉,为处在执政党地位的共产党人做出了表率。

朱德说:“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,没有什么特殊,个人特殊了,就会脱离群众。”当人们给他一些特殊照顾时,他总是拒绝接受。他到各处视察时,从不让组织群众欢迎,不让多跟车。他视察克拉玛依油田时,矿务局组织群众列队迎接,他见了说:“你们组织大家欢迎我,这一方面耽误了工作,同时又违反了中央的规定”,希望今后不要这样做。

1963年,朱德到四川乐山地区视察,到了峨眉山下。当地群众听说他要上山,特意给他准备了一副“滑竿”。他坚决不坐,说坐“滑竿”上山,就失去爬山的意义了。别人劝他说:“您已是近80岁的老人了,又不常来,偶尔坐一次不算过分。”他说:偶尔坐一次也不好。他终于没有坐,硬是沿着陡峭崎岖的山间小路,一步一步攀登到万年寺。在山上稍微休息之后,又一步一步返回原地。

朱德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,也总是平等相待。给朱德做过保健医生的顾英奇回忆说:“在近十年的接触中,我深深体会到总司令既没有官气,也不摆老资格,甚至年龄上的老资格也不摆。”那时他是个20多岁的青年人,但70多岁的朱德一直称呼他“顾医生”、“顾大夫”。一年,顾大夫因本身血清转氨酶偏高住进医院,朱德和康克清就来到病床边探望他,安慰他好好养病。这使病房的医生、护士和病友们都十分惊讶、感动。

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,一天午饭时,卫士向朱德报告:“董老夫人何莲芝同志上午曾来看望康大姐,大姐不在。何大姐曾问到总司令,我说您在楼上办公,她就回去了。”朱德听了后,和蔼地说:“你这个同志呵,怎么能这样子待客呢?周公离现在几千年了,他是周成王的叔父,又是宰相,还很谦虚,周公有时在洗一次头发当中,不得不三次握着头发立即接见来访的人;有时在吃一顿饭当中,不得不三次吐掉口里的食物,立即接见来访的人,这叫‘一沐三握发,一饭三吐哺’,古人都讲谦虚,不搞官僚主义。你不让客人见我,就给打发走了,这样做,多不好呵!”

有一年,江西的同志来京,顺便给朱德捎来几大筐冬笋。朱德知道了,就说:“下面的同志往中央送东西,这个风不好,不能提倡。咱们不能白吃下面同志送来的东西。这些冬笋都要送到机关供应站去,让大家按市价买,谁吃谁掏钱。我们要吃,也拿钱去买。朱德到各地视察时,也从不接受下面的礼物。有次去山东视察工作,正是水果收获的季节。地方上的同志知道朱德对莱阳梨很赞赏,就装了两筐,想让朱老总带回北京吃,又恐怕当面给老总不会收,就在朱德离开时悄悄抬到火车上。火车开动后,两筐梨被朱德发现了。他马上把随行的工作人员叫来,说:“我们下来是工作的,不是来搜刮的,怎么能随便收下面的礼呢?今后订下一条,下来工作,不许接受礼物;谁接受了,就让谁原封送回去。”

编后语:“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”,这个革命年代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在朱德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,纵贯了他的一生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,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,切实改进工作作风,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。


邓小平:不予自身求利益



邓小平一生历经波折,三起三落,却从没有被困难和挫折下到,他在时代关口抒写了改革开放的鸿篇巨制,带领中国这艘东方巨轮破冰前行,取得举世瞩目成就,但他自己一生廉洁自律,恪守清贫,从不为自己谋取利益。

据曾经在邓小平家做过饭的厨师回忆说:“打心眼里说小平一家是过日子的人。两年里,我做什么,他们吃什么,绝对不挑食。只是他们的口味重一点,偏爱辣,我便在做菜时多放点辣椒、辣椒粉就行了。”据介绍,邓小平用餐时喜欢各种各样的青菜都吃一点,于是管建平特意为邓小平准备了一个小盘子,各种菜都夹上一点,戏称为“五味俱全”。回锅肉、扣肉、粉蒸肉、臭豆腐、腌胡萝卜丝,是他常吃的。“他家有一个习惯——不浪费,剩饭剩菜一律下顿做成烩饭、烩菜接着吃,就是炖菜剩下的汤都要留到下顿吃。”无论法定节日还是民俗节日,或者遇上谁的生日,邓小平从不主张办酒席;只有在亲友、同事和部下来时,卓琳才会特地关照厨师加菜,还特地让厨师少放辣子。

邓小平从不讲究穿着。他的衣服多是棉布的,只有会见外宾、重要客人或开会时,他才穿上毛料服装,可一回到家又会换上布衣服。1992年,邓小平去南方视察时,女儿为他买了一件夹克,他还风趣地说:“又让我赶时髦了。”

邓小平的不少衬衣都打着补丁,袜底磨得透亮了还穿着,有的怕不结实还加补了尼龙袜底。有一年为华东灾区捐衣服,邓小平也要捐。工作人员很为难,破的他不让捐,可好点的又实在没几套。最后,还是从较好的服装中找了几件,他才满意。

某鞋店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件感人的故事。那是在1973年的一天,工作人员在打扫他的房间时,看到一双鞋底快磨穿的旧拖鞋,就把它放到一边,准备扔掉,这时邓小平进来看见了,又把旧拖鞋拾了起来。

工作人员说:“这双旧拖鞋不能穿了。”

邓小平认真瞧了瞧,说:“不要扔了,修修还是能穿的。”

工作人员把这双旧拖鞋送到鞋店去修理。一位老师傅拿在手里左看看右瞧瞧,说:“不要修了,干脆做一双新的吧。”

工作人员摇摇头说:“不,首长说了,修一修还可以穿的。”

师傅拿着这双早已看不出本色的布拖鞋,崇敬之情油然而生:“没想到这么大的首长,生活竟然这么俭朴!”

邓小平不但自己生活简朴,对家人要求也很严格。解放后,邓小平的弟妹们就满怀希望地找到,想请身居要职的大哥帮助介绍工作。邓小平热情接待了几个弟妹,然后严肃地对他们说,共产党的工作从来不白给,组织首先要进行政历审查,合格了才有资格参加工作。你们应该去考干部学校,考上了就有机会参加革命,没考上就自谋出路吧。虽然身为国家领导人,但是他的小孙子每天上学也是和普通百姓的孩子一样,脖子上挂着月票去挤公共汽车。而且他还教导子女们吃饭要将盘子清空,决不允许有剩饭剩菜

这就是我们所崇敬的邓小平,一个伟大而平凡的人。

编后语:邓小平一生为国家繁荣富强殚精竭虑,自己和家人却是节衣缩食,生活十分简朴。自古“成由勤俭败由奢”,在物质财富日益充足的今天,我们更应坚持“勤俭办事业”。


陈毅:手莫伸 伸手必被捉



“手莫伸,伸手必被捉。党与人民在监督,万目睽睽难逃脱。”这是陈毅诗篇《手莫伸》中的名句,也是陈毅一生的座右铭。从参加革命起到后来作为党的高层领导干部,陈毅从未向党向人民伸过手。党需要他去哪里,他就去哪里;党分配的工作他从不讨价还价。

1934年10月,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,陈毅和项英率部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。当时条件极其艰苦,作为领导人,陈毅和项英每人保管着一些金子,陈毅深知这些钱的重要性,保管极为精心,随时缠在腰间。可是到了夏天,因衣服单薄,腰部所缠的金袋凸出来了,陈毅觉得不安全,怕给党造成损失,他把机关人员和队伍集合起来,金条、银元、钞票全部摆到桌子上,对大家说:“这是党的经费,党要我们保管,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。发展党的事业,要靠这笔钱;发展部队,也要靠这笔钱。现在,形势越来越有些紧张,我们有责任通知大家,万一我们牺牲了,尸首可以不要,钱无论如何要拿走,这是党的钱,不能落入敌人手里。”后来,陈毅把这笔经费全部分给信得过的同志保存,自己没留一分钱。

陈毅经常对部下强调:共产党的部队,纪律一定要严!为了坚持长期游击战争,陈毅经常深入各地检查指导工作。有一次陈毅去南雄县检查工作,恰好碰到交通员给南雄县游击队送来上百套单衣,说是委托缝纫店胡老板做的。陈毅问给了钱没有,交通员说:“财佬的钱,我们用了就算了。他一个资本家,也不缺这200块银洋。”陈毅听了顿时严肃地说:“同志,这可不光是钱的问题,是党的工商业政策。我们是靠政策得人心的,在百姓中的信誉,是我们的命根子!”他立即派人把200块银洋装在毛竹里给胡老板送去。胡老板后来对人说:共产党游击队讲信誉,确实信得过。

解放战争期间,陈毅带领部队攻打上海,他规定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。对此,有些干部想不通,说遇到下雨、有病号怎么办?陈毅坚持说:“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,说不入民宅,就是不准入,天王老子也不行!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‘见面礼’!”解放上海的战役结束了,枪声停止后的第一个清晨,当上海市民打开家门时惊奇地发现,马路两边湿漉漉的地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,这旷古未有的景象深深震撼了上海市民。毛泽东赞扬“不入民宅”的规定“很好”。

陈毅不仅对部下要求严格,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也很严格。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市长、外交部部长、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期间,陈毅生活一直很简朴。调到中央工作后,全家一直住在中南海几间平房里,一个很小的套间就是陈毅办公和住宿的地方。日常伙食很简单,衣着也很随便。除外事活动和开会外,总是一身旧衣服,已洗得褪了色,袖口还打着补丁。陈毅的孩子们吃普通饭食,穿补丁衣服,常常是大人衣服穿破了改给孩子穿,哥哥姐姐穿了又给弟弟妹妹穿。孩子们下学回家就温习功课,偶尔到剧场去也从不跟父母在一起,而是悄悄坐在剧场的最后面。

编后语:“手莫伸,伸手必被捉”,无论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条件相对优越的建国后,陈毅始终坚守这句写给自己的人生信条,这毫无疑问也应当是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要恪守的为官准则。


彭德怀:克己奉公的布衣元帅



彭德怀戎马一生,战功卓著,是位叱咤风云的英雄勇将。进入和平时期,他廉洁自律、克己奉公,堪称各级领导干部的楷模。

1949年冬,西北军区开会。会场东墙上挂了马、恩、列、斯画像,西墙上挂了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任弼时和彭德怀的画像。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、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彭德怀来到会场,立即叫工作人员把自己的画像取下来。他说:“怎么能把我的像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像挂在一起呢?我们要把功劳记在党和人民的功劳簿上。”

1958年,湖南省平江县城关镇成立人民公社时,打算以领导过平江起义的彭德怀和黄公略的名字命名公社,彭德怀坚决不同意。他说:“不能用个人名字命名,更不能用我的名字!对此中央早就有过规定。”

1956年夏天,彭德怀穿便衣到北海公园游园。但公园的园门却挂了一块“休息”的大牌子。正迟疑间,他被迎进了门。原来是警卫部门为了彭德怀的安全,决定“闭园接待首长”。彭德怀进了公园发现没有游人,问清情况后大怒,厉声质问道:“为什么要这样?你们就是叫我们脱离群众!这种规矩,以后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绝对不能有!”随即,他扭过头边走边说:“我以后再也不去公园了,免得老百姓背后骂我们的娘!”

按规定,彭德怀到外地视察可以挂公务列车,在铁道线上随走随停。他却多次提出买普通客票和老百姓同坐火车。有一次去鞍山,因为没有按他的吩咐买客票而挂了公务列车,他还发了脾气,责备办公室主任说:“你们就是不爱接近老百姓,难道不怕脱离群众?今后再这样,当心我撤你的职!”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一些干部进了城渐渐滋生了享乐思想。彭德怀一旦发现这类人和事,都不留情面地狠狠批评。而对自己要求更严。

1952年元旦,彭德怀在朝鲜志愿军领导机关大会上讲话说:“我和警卫员开了个会,讨论了我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再做一些节约,我吸烟一个月要12万元(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),一年要144万元,如果我还能为党工作20年,那就可以节约两三千万元,我决定戒烟,棉衣也可以再穿一冬。我为革命事业贡献不多,应当尽量节约,给人民积累一些财富,这对于我个人来说也可自慰。”从此,他真的戒了烟。彭德怀的衣食住行很俭朴。北京解放初期,彭德怀穿着一身粗布棉衣去开会,被某大机关的门卫挡驾,费了一番口舌才得以入门。供给标准以内的东西,他尽量少领或干脆不领。战友、下属送来的礼品,他一律坚辞不受,实在推却不了的,就折成钱款还给送礼者。

编后语:戎马一生志不移。久经战场、立功无数的彭德怀既能躲得了战场上的枪林弹雨,也可以抵挡得住糖衣炮弹的诱惑,他在战场身先士卒,更在为官路上率先垂范。


刘伯承:心底无私天地宽



提起刘伯承元帅,很多人马上会联想到“彝海结盟”、“刘邓大军”,而军事之外的刘伯承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名普通的党员干部,行事从不搞“特殊化”。

  在抗日战争时期,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该上学了。当时,刘伯承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,有人建议部队设立一所干部子弟学校,刘伯承没有采纳这个建议。他觉得,自己办学校,方便倒是方便一些,但子弟学校容易发生一种偏向,容易在小孩子脑子里养成等级思想。这个是司令员的孩子,那个是团长的孩子,产生不必要的对比,这对孩子的心灵是有害的。相反,在百姓子弟的学校里读书,可以了解一些群众生活,可以和贫苦大众的孩子交朋友,对孩子成长大有好处。后来,刘太行和普通农村的孩子一样,坐在破旧、简陋的教室里念书了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委书记、市长和军管会主任。他十分注意联系群众,反对搞特殊化。一次,有人向刘伯承反映,少数政府工作人员、部队人员,不按规定购买车票,免费乘车;进入戏院、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不买票,看“霸王戏”。刘伯承听后非常生气,以军管委的名义,连续下发了“乘坐车辆须按规定购票(布告、军字第一号)”、“进娱乐场所须购票入座(布告、军字第二号)”。这两项“禁令”一出,违纪现象顿时消失,广大市民拍手称快。

  刘伯承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。解放军刚进城时,他就叮嘱母亲,现在解放了,国家还很穷,人民生活也不富裕,我们的生活,特别是子女的生活,决不能搞特殊,要同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。其长子刘太行回忆说,父亲最反对的就是家属和子女搞特殊化。“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,那时南京刚解放,父亲是南京市长,有一天,他带着我们去参观中山陵。到了那里,看到一张通知,说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。父亲正要带着我们回家,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了,可是父亲还是坚持服从规定,拒绝了让我们进去参观的邀请。回家的路上,父亲给我们讲道理:“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,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,都是为人民服务的,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,不能搞特殊化。”

  刘伯承对子女下农村参加劳动、接受教育十分支持。他经常说,干部子弟生活优裕,如果长期脱离群众,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。1964年,刘伯承的小女儿刘弥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学院读书,适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,大学生需到农村参加8个月的“社教”活动。刘伯承知道后非常支持女儿参加。刘弥群最终成长为我国空军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,她回忆说:“父亲要我下去体会一下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,还很严肃地指出,干部子弟生活优裕,如果长期脱离群众,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。他说下农村是好事,不要让人说我们是‘红墙里的贵族’。”

编后语:作为党的高级将领,刘伯承战功显赫,理应得到特殊照顾,但他凡事都不忘自己是一名党员,坚守一个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,作为一名共产党员,无论身居何职、何位,都不应搞“特殊化”。